冷家跟西川叛军打了这么久，已然都有些筋疲力尽，周家精锐的关中军一到，自然锐不可当剑阁、阴平关之冷家守军早已调去与西川叛军周旋，此时剑阁、阴平关天险防守极其薄弱，一旦被攻击，很快失陷四川的大门，已经向周晔敞开

四川据长江流域的上游，故历代经营天下者无不汲汲于四川的上游之势：以北方进取南方，取得四川便可顺流长驱，直下东南；以南方对抗北方，确保四川可以屏护上游，确保江南形势的完整

在统一战争中，四川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四川地区在战国时期为巴、蜀之国巴、蜀分据两川（川东、川西）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惠王趁巴蜀两国相攻，遣司马错统兵伐蜀，击灭蜀国而并其地史载“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秦取巴蜀，不仅增强了其国力，且改变了对楚国的战略态势巴蜀之地成了秦胁楚、攻楚的一个策源地在秦与楚的外交斗争中，可一再看到诸如“一军下黔中”、或者“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之类的威胁秦据汉中、巴蜀，大大削弱了楚国的地位西汉初，刘邦被封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巴蜀之地为其统一战争提供了人力、物力支持

如果说四川的战略意义在秦汉时期还是潜在的，那么，秦汉以后，随着南方地区经济的开发和社会政治力量的兴起，四川地区的战略意义开始突现出来

三国后期，邓艾刚刚灭蜀，即上表建议经营蜀地为伐吴作准备：“今因平蜀之势以乘吴，吴人震恐，席卷之时也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豫备顺流之事，然后发使告以利害，吴必归化，可不征而定也”邓艾虽死，但后有王濬在益州经营水师，图吴上游西晋代曹魏后，羊祜上表陈伐吴方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会袜陵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虽有智者不能为吴谋矣”后来西晋灭吴之战，基本上按照羊祜等人的建议展开

自此之后，“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局面一再启发着以北方图江南者的战略思路前秦苻坚伐东晋之战的进军部署即与西晋灭吴之战如出一辙前秦建元九年（373年），前秦已攻取梁、益二州；建元十四年（378年），作为伐晋之战的前奏，苻坚遣军攻打襄阳，并欲亲自出征，凉州刺史梁熙谏阻苻坚出征，并陈伐晋方略：“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过分命将帅，引关东之兵，南临淮泗；下梁益之卒，东出巴峡”伐晋之战拉开序幕后，前秦除以苻融、慕容垂分别率军趋淮河和襄阳外，另以姚苌督益、梁二州诸军事，率蜀地之兵顺流而下；只是前秦战争准备不充分，以至淝水一败而全局崩溃，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达三、四百年的南北分裂以隋灭陈而告终结隋统一天下，所因袭的成资可以追溯到西魏早在西魏时，尉迟迥就统兵入川，占领南朝益州隋开皇八年（588年）十月，隋灭陈之战拉开序幕其进军部署亦与西晋灭吴之战颇似，也是从下游、荆襄、益州三个方面同时进攻：盖州方面，杨素率水军出永安（今四川奉节），顺流东下；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溯江西上，配合杨素夹击据守西陵峡口等上游各地之**；杨俊率水陆军出襄阳，进屯汉口，切断建康与上游的联系杨素在永安，造“五牙”大舰，上起五层楼，高百余尺，容战士八百人大举之日，杨素率水军东下，舳舮被江，旌甲耀日杨素坐平乘大船，陈人叹为江神杨素、杨俊将上游**悉数牵制在湖北境内贺若弼、韩擒虎则率军在下游强渡长江，合围建康陈后主陈叔宝被俘，陈亡

蒙古攻南宋，每次都必攻四川蒙古军南下，往往兵分三路，分别向江淮、荆襄、四川发起进攻蒙古窝阔台汗时期，蒙古军三次攻入四川，并试图由重庆、万州、夔州东下，出荆襄之上；蒙哥汗时期，蒙哥汗采用降将郭宝玉所建议的大包围战略，欲以迂回南宋长江防线的后方，其进军云贵之战亦以攻略四川为前奏；蒙哥汗八年（1258年），蒙哥发军三路，倾国南下，蒙哥亲率蒙军主力入川，欲先攻占四川，然后东出夔门，与其它两路会师鄂州，再顺流直下，攻取临安不过，战事因蒙哥汗在合州（今合川）的阵亡而出现转机，蒙哥汗阵亡后，蒙古军北撤到忽必烈汗时，蒙古军将攻宋重点移至襄阳方向，但无论是攻襄阳期间还是后来东下临安期间，蒙古军都在四川发起牵制性作战，以破坏宋军上下游之势的维系

历史上，几次南北对峙都以北方统一南方而终结北方能统一南方，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对四川上游的经营

南北对峙时，四川对于南方的意义有过于北方诚如顾炎武所论：“蜀居天下之上游昔之立国于南者，必先失蜀，而后危仆从之蜀为一国，而不合于中原，则犹可以安孙吴之于汉、东晋之于李雄是也蜀合于中原，而并天下之力，资上流之势以为我敌，则危王濬自巴丘东下、刘整谋取蜀以窥宋是也故守先蜀若辑蜀之人，因其富，出兵秦、凤、泾、陇之间，以撼天下不难，故战先蜀”

三国时期，魏、蜀、吴虽曰三足鼎立，但鼎立之势的形成，实赖孙刘两家结成联盟以共同维系长江上下游之势孙权袭荆州后急于与刘备和好，诸葛亮主政后也设法修复孙、刘联盟，都是出于这种考虑是后，蜀汉的北伐与孙吴的北伐东西呼应，从东西两个方向牵制和分散了曹魏的力量，二国北伐功虽不就，但对三国鼎立局面的维系无疑还是功不可没待魏灭蜀，控制四川上游，吴只得增戍荆州，甚至一度迁都武昌（今鄂州），以应付上游“受敌二境”的不利形势随着名将陆氏父子的谢世，孙吴上游的形势极其不利如羊祜所言“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虽有智者不能为吴谋矣”

东晋南朝时期，桓温和刘裕分别以平李势和焦纵而收复四川，使长江上游获得屏护西晋末年，四川即为巴氐人李特所据，李氏所建成汉政权一直延续到东晋晋永和元年（345年），桓温出任荆州刺史，江夏相袁乔建议恒温伐蜀：“今为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虽险固，比胡为弱，将欲除之，宜先其易者蜀地富饶，户口繁庶，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国家之大利也”桓温遂率军伐蜀，收复益州

苻坚伐晋之战的前夕，前秦已攻占汉中、益州和襄阳，准备从益州、荆襄、江淮三路伐晋，东晋上游防线面临巨大压力；东晋负责上游防御的桓冲试图以反攻襄阳和益州来破坏前秦的攻势准备，但未获成功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桓冲趁势收复益州

东晋末年，益州又为焦纵所割据刘裕先后遣刘敬宜、朱龄石两度统兵入川，才收复益州，保障了江南形势的完整此后，南北双方在梁益一带互有攻伐，但得失不常“侯景之乱”后，西魏宇文泰趁梁萧绎、萧纪兄弟内乱，认为“取益制梁，在兹一举”遣军攻取梁朝益州及荆襄之地，南方遂渐趋不利，连维系偏安之局都岌岌可危

南宋与金对峙，南宋主要依靠川陕－荆襄－江淮一线形成“常山蛇势”，以四川与陕西相表里，共同维系上游之势四川既为东南上游屏障，又为甘陕前线的后盾这种态势一直持续到了南宋与蒙古对峙的时期蒙古窝阔台汗时期对四川的大举进攻曾使两川残破，南宋实赖名将余玠守蜀有方，才保住上游根本未被动摇到了蒙哥汗时期，蒙哥意识到欲破南宋江防体系，必须从上游着手，遂亲自统兵攻四川，甚至不惜亲临合州钓鱼城下，指挥攻城，结果中炮石重伤身亡蒙古军因大汗身亡而撤回北方，南宋才得以继续偏安江南

四川若是为一个单独的割据政权所控制，东南的压力相对还要轻一些但是，作为长江上游的四川与作为黄河上游的关中靠得如此紧密，而四川与东南相距遥远，中间又隔三峡险要，联系脆弱，以至四川地区出现的任何机会都很难不被北方所利用南北朝时，北魏邢峦攻取梁州后，上表请略益州，说：“扬州、成都，相去万里，陆途既绝，惟资水路，水军西上，非周年不达外无军援，一可图也”即是看到了立足东南的政权在四川的不利形势

因此，尽管四川居长江上游，对于东南意义重大，但在南北双方对四川的争夺中，以北方成功者居多通常，北方在四川的成功便是南方覆亡的开始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昔之立国于南者，必先失蜀，而后危仆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