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名的土匪活动猖獗的地区，又因为有中外反动派的利用和武装，从本世纪初到40年代中叶，东北的匪患从未绝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日伪反动统治垮台了，新政权尚未建立或不巩固，社会混乱，给土匪造成适宜的土壤。日伪投降时所遗弃的枪支弹药大量流散在社会上，给土匪提供了必要的武装。一时间在东北地区土匪活动范围之广，人数之众，危害之大，是历史上少见的。什么“花蝴蝶”、“草上飞”、“占天时”、“滚地雷”、“座山雕”，大都聚有成百上千的匪众。土匪的来源大部分是日伪残余势力、封建地主恶霸、惯匪和地痞流氓，匪首们都是一些持匪图官的投机者，权欲熏心的野心家。伪满时期，他们或被击溃，或被收编为伪满“****”。日本侵略者垮台，他们又乘机拉起帮伙各霸一方。特别是国民党为扩大其势力，广泛收罗和利用东北的土匪，很快形成兵借匪势，匪借兵势同流合污，互相勾结的混乱局面。国民党利用一些惯匪升官发财的心理，大肆封官加委，笼络利用，使之变成了国民党反革命的主要力量。

当国民党军队在美国支持下向东北大举进攻时，这些土匪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下，在我后方发动暴乱，夺城掠地，袭击我后方武装，屠杀我地方干部，摧毁我地方政权，破坏交通运输。造谣生事，蛊惑人心。造成社会的极大不安。东北土匪已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别动队，是我党我军在东北的心腹之患。

据1947年4月**中央东北局《关于东北剿匪工作报告》中的统计。1945年12月，东北全境有土匪10万人左右。“北满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县城掌握在顽匪手中。”合江地区有一些县，整个乡村都为土匪所控制。当时东北的土匪流窜于广阔的地区，盘踞东北半数以上的县城和广大乡村山寨，形成了遍地是匪患的严重局面。

东北土匪有相当的实力，占据和掌握相当大的地盘。日本投降后，东北各地散落不少武器弹药，因此土匪武装比较齐全同时持有国民党的“委任状”，有的还打着“粗布质料三心见方之国民党旗”。“接收”了东北相当部分城乡和地区，利用东北光复时期在群众中存在的盲目“正统”观念进行欺骗。所以，在人员上能够从其活动的区域里获得一定的补充，在财政上也能获得一定的支持，有相当的能量与我军进行较量。

有人认为抗日联军和八路军、新四军是一样的，其实不然。八路军、新四军是我党直接领导的，命令一下必须无条件服从。抗日联军却不同，抗日联军之所以叫“联军”，是几个组织的联合体。我党直接领导的武装是联军的核心，和其他的胡子绺子是联合抗日的关系，我党不插手绺子内部的管理，那些绺子也因“大当家”的素质不同而不同。有的胡子头抗日坚决，我党的领导者和他们关系处理的好的，就逐渐放弃绺子的做法。接受我党的改造，编入我党直接领导的队伍。有的绺子则保持和我党联合作战的关系。一旦发生矛盾拉起队伍走人，也有的绺子在条件恶劣时投降日寇。

不过经过孟庆山的几次改编后抗日联军内部不稳的因素已经被孟庆山成功和平的解决。那群土匪已经被改造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整个北满地区的土匪已经被抗联和日寇一网打尽，孟庆山的到来断绝北满土匪猖獗的局面，让孟庆山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军居然会使用以抗联致抗联的战略给根据地造成不小的损失。

本以为关东军突然换帅，让一直担心日军趁着抗联虚弱的时候在举行一次围剿的孟庆山等人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而上江地区的日军部队突然撤了回去，也让孟庆山判断到日本人还没有准备好和抗联一战，让抗联平平安安度过1941年的春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日军突然改变了进攻的战术，而是转攻为守，极力地强化它在城乡的法西斯统治。在城镇它们疯狂屠杀他们怀疑的对象和爱国者，摧毁抗联地下组织，严密控制人民活动；在农村它们加紧推行“集团部落”政策，把分散居住的农户强行迁到它控制的“部落”中去，实行保甲制、连坐法；在根据地它们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割断抗联部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断绝抗联部队的给养来源，加紧经济封锁、政治诱降。

孟庆山得到消息后，知道这是新来的对手沿用他上任的策略，不过他很有魄力，居然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对北满根据地实行铁壁封锁，每隔不远就建立一个炮楼或者碉堡，中间用在山上伐的木桩，在短短不到二个月的时间建成的木栏从木兰花到青冈数百多华里的木栏。

正当孟庆山准备打破日军封锁战略的时候，一直平静的根据地突然四面告急，一份份电报来到孟庆山的书桌上，每看一份孟庆山头上的抬头纹就越深。

“司令员发生什么事情了吗？这么着急的叫我们？”参谋长刘亚楼问道。

“是呀！什么事把你愁成这样，都快成小老头了。”周保中一旁说道。

“老周，老刘，这是各个根据地发来的急电，你们看一看。”